【能源世界導讀】：對于環境治理究竟走向何處、如何協調環保和經濟等經典問題，各方群體都在期待答案。也許，從部長們的活動中，能看出些線索。
進入2016年的環保部改變了以往亮相的節奏，先是“兩會”前陳部長主動邀約記者開吹風會，再到記者招待會上匯報履新一年的成績，環保部正逐漸從被動的媒體監督主動走向聚光燈下。不過與2015年相比，今年環保話題的暖場卻沒有去年那么熱鬧，2015年作為環保新時代的“元年”，那一年有“史上最嚴《環保法》的出臺”、“新環保部部長的上任”，還有刷爆朋友圈的《穹頂之下》。
雖然今年沒有那么多事件的預熱，但今年環保領域卻偏偏顯得比以往更加“暗潮涌動”，因為今年的背景實在宏大而特殊，因為有“新常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經濟下行壓力趨緊”、“十三五規劃開局”、“兩個一百年目標”、“三期疊加”、“換屆之年”、“中央環保督查”等一系列背景，這將注定今年的環保具有開辟新路線的歷史使命。因此，對于環境治理究竟走向何處、如何協調環保和經濟等經典問題，各方群體都在期待答案。也許，從部長們的活動中，能看出些線索。
紅頂脫鉤后顯示杠桿作用
對于陳部長而言，環評的紅頂脫鉤，可謂是上任的第一把火，部屬環評機構的脫鉤如一劑猛藥，要將環評作為源頭治理重新回歸本位。截止2015年底，環保部8家環評機構已全部脫鉤，2016年底全國脫鉤要完成，陳部長曾說：割自己的肉阻力大。從目前的進展來看，越是發達地區，脫鉤進度越慢，隨之而來的，則是將產業、總量、空間三條紅線，把規劃環評強勢推到前臺。事實上，項目環評和規劃環評的分工，陳部長用意已十分明顯，發揮源頭環境約束的政策作用，將是未來環保由末端治理走向源頭治理的必然選擇。
當2016年各方都在猜想脫鉤后的環評單位何去何從時，殊不知工程治理類公司和環境咨詢類公司已在市場上悄悄牽手，中金環境收購中資華宇，博世科兼并廣西環科院等一系列雙方的聯姻，勢必會打造全生命周期的環境服務綜合體，用環評帶動環境工程的治理，量身打造服務方案，這恰好是信息時代的價值體現。
有機構預計，到2020年，環保產業(不含環境友好產品)產值將達到3.7萬億，其中環境咨詢業的營業收入將達到1.3萬億，由環境咨詢找到客戶需求，再到引入環境服務方案，打包式服務的環境咨詢業，其杠桿效用在逐漸變大。
三司成立與“土十條”破土而出
值得注意的是，兩會期間瘋傳的“三司成立”最終也被證實，僅看環保部網站改版后的版面，便一目了然新的環境管理體制已然上馬，變總量控制為按“水氣土”管理，新的環境管理體制，彰顯了條貫到底的執行力。
“土十條”也在千呼萬喚中在5月的最后一天問世了，如同每一個呱呱墜地的嬰兒，這份《土壤污染防治行動計劃》一經公布，市場議論不一。與之前的“大氣十條”或“水十條”出臺不同，本次“土十條”的發布并沒有如之前猜想那樣，規定操作細則，在資金籌措和修復模式上語焉不詳，文件更多透露的是時間表和目標感，具體措施恐怕還得市場本身摸索。
鑒于土壤環境標準和監測方法并不成熟，且土壤的環境問題直接和中國的“土地”資源聯系，這就決定了土壤問題不僅僅是簡單的環境問題，它甚至與中國的“土地財政”或“城市規劃”相關。因此，選擇什么樣的商業模式解決土壤污染，不僅僅需要市場的思考，更多來自于政府部門更加深刻的轉型。
各部長相繼履新，首次人大匯報環境工作，排兵布陣進行時
環保部密集的人事任命上也可以嗅到治理轉變的氣味。從環保部發布的官方消息，僅4月一月就兩度迎新，黃潤秋和趙英民相繼升任為副部長，自此一正四副的部長格局形成。與同期其他部委相比，環保部近日來的人事變動是最大的，足見中央對環保領域的重視。而認真翻看兩位新副部長的履歷，學者派和新理念派的形象躍然眼前。
黃部長這位學水文地質出身，一直對水質環境和災害研究多年，學術界早已有盛名，并獲得過國家科學技術二等獎。對國內的工程地質問題頗有研究。就任環保部的意義，對于生態安全領域將會有著重大作用。十八屆五中全會中提出的“打造生態安全格局”，其意已將生態問題上升至國家安全層面，而如何打造、如何平衡工程進展都是未來工程類公司必須面對的問題。
而趙部長的就任，完全可以解讀為對“三司成立”的最佳回應。根據最新的分工，趙英民將分管新成立的三個“要素司”——水環境管理司、大氣環境管理司、土壤環境管理司以及國際合作司。作為曾經擔任過科技標準司和污染防治司司長的部長，顯然對環境標準和時下最大的環境痛點熟稔在心，何況他還是最早提出變“環境總量”為“環境質量”考核的理念先行者，許多大氣、水的質量標準由他制定。可以說“環境質量”改善在高層的心中有著十分清晰的路線圖，可以預見未來的部分環境標準只會趨嚴。
這一點從8月，張波出任水司司長也可以看出線索。這位原山東環保廳廳長地方治水十余年，創造了許多國內先進，比如制定比全國嚴格三倍以上的排污標準;主導南水北調東線治污重頭戲南四湖的治理;面對山東境內的高壓排污事件，更是在微博上高調互動。從張司長的治水經驗，可以預期未來治水至少三法，第一，將大幅提高排污標準，倒逼企業守規矩;第二，“治用保”的流域治污體系，將治污循環用水和濕地保水結合使用;第三，檢驗目標就是他的名言“有河就有水，有水就有魚”。
回到陳部長3-5月的活動日程中看，不論是“兩會”期間的答記者問，再到日常的部務會議、再到會見美國、芬蘭等國主管環境能源部長的表態，“環境質量”的總體改善，已被環保部相繼接入日程環境考核內容、干部離任審計等諸多環節。而這其中的核心正是在于重點污染源的監測，這一點每次都會或明或暗的出現在陳部長的講話中。環保部的決心在于用1-2年的時間關注國控點位和無組織源，這無疑將會帶來監測市場的巨大釋放。
可是再細想一下，難道僅僅監測這些污染源就是環保部的最終目的嗎?從“監測”到實現“環境質量”的改善中間還有若干環節等待打通，如何實現從“污染源”到“受體”的路徑改善才是環保部真正想下的一盤大棋。不論是“黑臭水體”的治理，還是“霧霾”的治理，從出臺的文件可以看出，高層對于“污染”的認識不僅僅滿足于“源頭”的嚴控，因為很多環境問題不是一個環保部就能管得住的。所以，技術層面的規范要提高，大尺度層面的環境問題解決急需“組合政策”的效用。
4月26日，根據新《環保法》要求，陳部長首次對人大常委會匯報環保工作及達標情況，這也正式拉開了各地環境狀況需向人大匯報的大幕。環境，將會如同財政預算那樣，開始接受人大的審議，但并不是被動接受人大質詢，反而應理解為是部長主動回應大家環保的關切，自上而下的治理和自下而上的監督需要共同發聲。
中央環保督查亮劍2016，三部長親自督戰
2016年第一批中央環境保護督察工作目前已全面啟動。據環保部通報，自7月12日起，2016年第一批中央環境保護督察組已陸續進駐內蒙古、黑龍江、江蘇、江西、河南、廣西、云南、寧夏8省份，并隨之開展為期一個月的環保督察工作。這也是《環境保護督察方案(試行)》自去年通過后，在全國范圍內開展的首輪環保督察。這意味著環保部層面的跨區域督查，如今升格為代表黨中央、國務院的中央環保督察;督察的內容，從“督企”走向了“督政”。
事實上，早在2016年全國環境保護工作會議上，陳部長就公開表示，“本著趕早不趕晚的原則”，2016年，中央環保督察組要“完成15個左右省份督察工作，2017年實現全覆蓋。”言語外，我們分明看見了環保部的牙齒開始變得鋒利。
2016年第一批中央環境保護督察工作已陸續啟動， 8個中央環境保護督察組中副組長均由三位環保部副部長黃潤秋、翟青、趙英民擔任，涉及范圍包括內蒙古、黑龍江等8個省(區)。翟青部長曾這樣概括中央環保督察組的三大特點：層級高，其性質是中央環保督察;督察的對象高，主要是各省級黨委和政府，及其有關部門;督察結果要有效，重大問題要向中央報告和移交移送，而督查結果將作為被督察對象領導班子和領導干部考核評價任免的重要依據。在《生態文明體制改革總體方案》中，對于領導干部的在任期間的環境審計本就是重要改革內容，環保督察便是改革的第一步。
戲稱為“環保欽差”的督查組，似乎是一種象征，代表中央巡視地方對于環保事業究竟“真心不真心”，這包括了落實國家環保決策決心、解決突出環境問題的耐心、落實環境保護主體責任的恒心。不論如何，環保部從之前的專抓企業到能夠監督政府，已向前邁進一大步，但如何能夠真正常態化監督，已開始實施的“環境監測監察垂直管理”可能會探尋一條新方法。
綠色金融，打通環保與金融連接的最后一公里
這幾個月還有不可忽視的另一個熱詞便是“綠色金融”。事實上，綠色金融的興起是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必然會經歷的階段。正如新古典經濟學的論述，簡單的由土地、資本和勞動力傳統要素產生的經濟模式，將必然過渡至全要素生產率，這其中對于“生態環境”的定價，就是嶄新的表現。
果然，在本次的十三五規劃中，“綠色金融”一詞橫空出世，李干杰副部長在3月29日的中國環境與發展國際合作委員會圓桌會議上，明確指出加快創新綠色金融體系建設，并將此次會議的主題設定為“推進綠色金融，助力地區發展”，可以發現綠色金融背后隱藏著的“雙重紅利”，一方面要用金融手段盤活環保經濟，可是錢從何來，本次會議上的發言已經明確“僅靠政府資金投入幾乎是不可能的，必須通過創新綠色金融政策體系建設”，這已經告訴大家以往“環境靠政府”的思路以后行不通，社會資本、國際資本也必須進入，是不是有點拉大家一起下水的感覺?
